古稀女教授十年“性病打假”

80年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对外交往和人们思想的转变，各种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的性病又都死灰复燃，可怕的艾滋病也悄然入侵到我们身边。一些江湖游医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采取种种丑恶手段，租赁、承包一些正式医院的科室，办起了“性病专科门诊”、“泌尿病专科”，这些人对科学治疗性病所知甚少，只顾大赚昧心钱，却不管病人死活，一些非性病患者被当作性病治疗，导致家庭破裂、夫妻反目，甚至倾家荡产、致伤、致残、致死的惨剧屡屡发生。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郑州某高校的一个女大学生，感到下身不适，就按照报纸广告的指引，去某“泌尿专科”就诊，医生经过一番“认真”的检查，说她得了三种性病，并把病情说得很重。女大学生在该专科打了一次针，就花了2000多元钱。这位大学生实在想不通，自己清清白白，怎么会得这样的“肮脏病”？她感到没脸见人，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准备跳楼自杀。恰巧著名妇科专家、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高耀洁教授受邀到该校给女学生做自我保健报告，这个女学生记下了高耀洁家的电话。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打电话求助。高耀洁教授听完她的讲述，判断她得的只是尿道感染，就让她到河南省防疫站去进行治疗，结果只用了17．8元钱，吃了一些红霉素就彻底治愈了。

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现象，高耀洁教授坐不住了，一个医学教授的良知，使她决心揭穿这些游医的骗人嘴脸，还性病治疗这个领域一片净土。从退休后的1990年，她开始走上了漫漫十年的“性病打假”之路。

1927年，高耀洁出生在山东省曹县农村。抗战爆发后，9岁的她随父母来到河南开封，在号称“九朝古都”的开封，她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时光。1950年夏天，高耀洁在报考大学接受体检时，一个老师夸奖她说：“你的手又长又细，真是一个当妇产科医生的好料子！”老师的这句话，成了高耀洁一生辉煌事业的开始———在当年的升学志愿中，高耀洁被河南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专业录取。

1954年，高耀洁从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十年浩劫”中，她在郑州市中医院吃尽了无尽的苦头。因为她出身不好，加上她是医院的“反动技术权威”，而成了大会小会的批斗对象。从1966年6月起，她有累积长达8个月的时间被关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她14岁的儿子也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非人的折磨，没有打消她对真理的追求，对党和国家的信赖。1968年底，她多次只身来到北京上访。她的冤案引起了周总理办公室的重视，她被平反了。

获得新生，高耀洁的工作积极性更大了，她废寝忘食地工作，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她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绒癌方面获得重大突破，研究成果被评为河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她本人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河南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多次出席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

为探清江湖游医骗人的黑幕，高耀洁教授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成病人或病人的家属，先后深入到50多家正规医院、诊所进行明查暗访。调查结果让她简直目瞪口呆！过去人们说街上的银行比厕所多，现在是“性科诊所”、“泌尿专科”比厕所更多！而且这些诊所或科室无不自诩有“著名专家”坐诊，然而就是这些所谓的性病专家，竟然连性病和泌尿疾病不是一回事这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高耀洁教授介绍，性病是性传播疾病的简称，包括淋病、梅毒、尖锐湿疣、软下疳等十几种疾病。泌尿系统包括尿道、膀胱、输尿管、肾脏等器官，它有可能发生炎症，也会生长肿瘤，遭到药物损害等。人的泌尿道与生殖道虽然非常邻近，但却分别隶属于泌尿与生殖两个系统，泌尿系统疾病与性病风马牛不相及，绝对不能混为一谈。那些以治疗泌尿科疾病为名行治疗性病之实的广告，均标榜由“专家”应诊，请问，连疾病隶属都分不清的人，还是什么专家？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以骗取钱财是什么？高耀洁教授认为，这些所谓“性病专家”存在，至少对社会有四方面的严重危害：

一、这些性病游医的存在，破坏了正规医院的信誉，使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以往人们称医护人员为“白衣天使”，现在却称某些医护人员为“白狼”；

二、城市里开设这么多的性病诊所、性病专科门诊、防治中心，给人们的印象好像是我们国家“遍地性病”，如此下去，岂能不影响我国的形象，还会有人来旅游、投资吗？

三、性病游医不做传染病报告，一方面使国家对真正的性病患者数量不了解，影响国家制定正确的性病防治政策，另一方面，他们把非性病说成性病，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一种“性病恐慌症”，严重影响了社会风尚和群众的正常家庭生活；

四、性病游医在全国各地骗取大量钱财，但从未给国家交过一分钱的税收，他们不少人暴发后雇有保镖，为所欲为，甚至发展成具有集团性质的黑社会势力，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很大。

与性病游医作斗争，高耀洁教授可谓是煞费苦心。

高耀洁教授认为，要想让群众免遭性病游医的“骗”“宰”之苦，关键还得提高广大群众对性病的认识，让他们知道哪些是性病，哪些只是普通的泌尿系统疾患。印发宣传资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1996年冬，由高耀洁教授一个人编写、校对，花1700元钱印制的12000份《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资料印出了。这1700元钱，除了河南省文史馆和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资助的1200元钱外，都是高耀洁教授自己掏的腰包。

不顾年老体衰，高耀洁来到人口流动量大的郑州火车站广场、长途汽车站，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如同卖报的小贩一样在汽车上散发宣传资料，1000份材料发完，近七十岁的她已是气喘吁吁。此后，她定期印制《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目前，她编印的防治性病艾滋病防治资料发行总数已达20余万份。

从小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使高耀洁对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经常应邀前往农村讲课，在讲妇女病自我防治知识的同时，也要给他们讲一讲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有关知识。高耀洁外出讲课从来不计报酬多少、招待好坏，有的单位派高级轿车来邀，她欣然前往，农民群众用“奔马”三轮来接，她也绝不推辞。由于她有求必到，也不讲任何条件，名声越传越远，越来越多的市县乡镇以及高校、机关、部队、企业登门邀请她前去做报告，十年来，高耀洁共作报告500余场，直接听众40余万人，河南、山东等省的50多个市县留下了她的足迹，仅1997年，她就讲了67场之多，其中有35场在外地。

作为妇科专家，高耀洁曾编写出版专著17种，前几种多是防治妇科疾病的书籍，1996年以后又连续出了三本防治性病、艾滋病的书，这些书出版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有的书不得不重印。然而，这些书总是送的多、卖的少，为出书，她自己贴进去几万块钱。在当今出版界不正之风的影响下，她遇到了许多困难，也尝到了被“宰”的苦头。每次讲课的时候，她都将自己编写的卫生保健方面的图书和相关杂志捐给所到之处的图书馆、贫困村的文化室。据统计，从1995年至今，她共捐赠图书9563本，杂志2290册。

高耀洁教授不仅医学精湛，文学修养也很高。她把这两方面的特长结合起来，并利用自己掌握的游医害人的确凿证据，写出了不少揭露性病骗子黑幕的文章。这些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健康世界》、《妇女生活》、《婚育与健康》等报刊上刊播，在各界引起很大震动。

高耀洁教授的义举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这里既有省长、省委书记，也有河南省文史馆、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南中医学院的领导，更有过去的同事、同学和不知名的陌生人。

十年“性病打假”路漫漫，其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众所周知，歌舞厅、洗头城等娱乐场所内的“小姐”们是性病的高发人群，她们往往既是性病的受害者，也是性病蔓延的传染源，应该重点加强对她们的防治性病宣传教育。然而，一次，高耀洁教授和文史馆的丁老师拿着宣传资料到一洗头城向“小姐”们散发，“小姐”们如遇到麻疯病人似地躲来躲去，老板则像见了仇人一样把她们撵了出来，留下的资料则当即被老板拿起来攥成一团，在桌子上擦擦灰尘，扔进了垃圾桶。还有些人拿到材料，扫了一眼，马上像被马蜂蛰了一样将其随手扔掉，似乎跟自己没关系，又似乎看一眼就会被传染上性病似的。看到自己花钱印的资料被他们轻易地扔掉，高耀洁教授感到十分心疼。

高耀洁教授的性病打假工作直接影响了江湖游医的利益，多次有人往她家打电话，威胁她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就要她的命，还有游医公开诅咒她：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活不长了！个别新闻单位的人骂她说“你去找省长乱告状，叫我们少收了几百万元（指广告费）。”有人更把对她的不满发泄到她的子女身上。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1985年从河南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省内一家大医院工作。不料，这家医院的皮肤性病科竟然也被那些性病游医承包了。郭炎光不愿与这些骗子一起骗人钱财，受到该院领导的反复责难。后来，游医从该院撤走，该院领导十分恼火，先后两次在医院中层领导大会上说：“有人为了个人利益，不管别人吃饭不吃饭，把性病门诊赶走了，医院今年少收入几十万元……”对这件事，高耀洁很气愤，不过她也感到很欣慰，她说：“我的女儿不和性病游医同流合污，没有丢我的脸，我感到很自豪！”

高耀洁教授的家，至今仍是一套建于50年代、面积仅58平方米的老房子，冬天不仅没有暖气，还经常停水停电。有一次，一位记者到她家采访，进门前一直在地上不停地搓脚，还问：“这样可以进吧？”然而进门以后，让他们惊奇的是现实与想象却是天壤之别！居室里毫无装修，破旧的沙发床褥愈发露出清寒。狭小的房间里，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外，其余全部是书。生活上，她非常俭朴，平常只吃一些简单的饭菜，她积蓄一生准备买房子的钱和每月的退休金，大部分都用来印宣传资料和给天南地北的人寄资料用了。